香港考古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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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古學

            「考古」一詞,始見於北宋呂大臨的《考古圖》。書成於1092年,書中研究210件青銅器和13件玉器。 在宋代古器物研究(金石學)發達,青銅器和玉器的研究受到學者的重視。中國古代的所謂『考古』其實是古器物研究。

 

古器物研究與考古是不同的,古器物學只研究古代器物,但是考古是以系統發掘方法,利用地層上下疊壓、器物類型的變化和考古遺蹟,研究古代人類的生活方式、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直至20世紀初,以田野發掘為基礎;以復原古代文化、歷史和解釋文化發展過程為目標的現代考古學從歐美介紹到中國來。標誌中國田野考古正式開始於1923年李濟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遺址的發掘。

                

因為遷徙、戰亂、地理變化等因素,大部分考古遺跡和遺物都埋在地下,成為「考古遺址」。有古代文化物質遺留的地層,在考古學稱為「文化層」。考古遺址必須以系統、科學調查和發掘,才能發現和揭露。因此,現代考古學家必須走入遺址,從考古遺址中尋找研究資料。

           

發掘遺址不僅僅是尋找文物和遺跡,更重要的是要記錄它們之間的「同時限」和「縱時限」的脈絡關係。前者是指同一時間裡的遺物和遺跡的彼此的關係;後者是指不同時間裡的遺物和遺蹟的先後關係。考古地層上下疊壓為「同時限」和「縱時限」提供了物質證據。

 

二、香港考古發現和分期

       香港考古在1920年代己經開始,到今天有80多年歷史了。香港考古的發展概括分為兩個時期:「業餘時代」和「專業時代」。1976年香港公佈《古物古蹟條例》後,所有考古必須由合格考古學家向特區政府申請執照。目前香港具有考古價值地點共有207(1)

           

香港位於南海之濱。更新世晚期之末次冰期(22,00015,000年前),海平面比現在低100公尺,香港海岸線因而比現在低(2)。現在的海底在那個時代還是沼澤和河谷(如維多利亞港和東、西舶寮海峽),當時人類有可能居住住在這些地方。

15,000年前起,全球氣候回暖,8,000多年前海水上升至現在海平面;大片陸地被海水淹沒了,香港現海岸線就在此時形成。從其他地區的考古發現知道,12,000年前人類已經有能力在海岸居住,因此有理由推斷當時應有人類在香港古海岸生活,不過他們遺下的物質遺留已經在現在的海底了。

 

1 香港具有考古價值地點分佈圖(香港特區政府資料)

2  20,000年前香港河道復原圖

(引自 Fyfe, J.A and others 2000 The Quaternary Geolog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ivil EngineeringDepartment)

 

 

1. 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

 

舊石器晚期是指34 萬年前至1.2萬年前。2004年和2005年香港考古學會得到香港特區政府資助30.7萬元,與中山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的考古學家在西貢黃地峒遺址進行了兩年度調查和發掘,發現6,000多件有石製品和石器(3至圖5),並確定石製品分布面積約3.5萬平方米。出土有手斧、尖狀器、刮削器、錛型器(類似越南和平文化的「短斧」),和石葉等石器,地表採集和探方發掘並無發現磨製石器和陶器。從探方取出土壤以光釋光測定年代,年代距今為7,10010,30013,10013,70021,00035,000和至39,000年,說明香港在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已經有人類活動。該遺址出土的打製石器有可能延續至新石器時代早期[1]

 

2001年南丫島北角咀發現一件用燧石製成的;長1.5厘米的打製的「邊刮削器」。根據該石器製作技術,並比較在廣東和福建沿海發現的同類石器,其年代應在8,000年前,即新石器時代早期。此外,香港考古學會、中山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在1989年在大嶼山石壁的東灣遺址,發現一層沒有陶器的打製石器的文化層,學者認為出土石器的年代在7,0008,000年前。

 

 

3 黃地峒遺址出土刮削器(作者攝及作者繪)

 

4 黃地峒遺址出土手斧(作者繪)

 

    

5 黃地峒遺址出土手斧(作者繪)

 

 

2. 新石器時代中期至晚期

 

新石器時代從12,000年至4,000年前,分為早、中、晚三期。香港新石器時代遺址大都分布在海岸的古沙堤、海岸和河流階地及海岸岬角上。從遺址位置和出土的發現,當時生活在香港地區的人們已經:(1)有航海技術;(2)利用海洋資源(捕魚、吃貝類)(3) 耕種水稻(西貢沙下遺址發現約4,000年前的炭化稻米)

 

香港新石器時代中期至鐵器時代早期(距今7,000年至1,800年前)陶器發展次序為:(新石器時代中期)印文白陶彩陶→刻畫紋白陶→(青銅時代早期/商及西周時期)幾何印紋軟陶→(青銅時代晚期/ 春秋時期)方格印紋硬陶、夔紋陶及→(鐵器時代早期/ 西漢初)米字紋陶→(西漢中期至東漢)方格戮印紋陶。由此可見,「幾何印紋陶」上限距今3600年前至距今1800年前。幾何印紋陶的消失基本上與廣東納入中國版圖相終始。

 

2.1 新石器中期(7,0005,000年前) / 彩陶和白陶時期

 

本時期的泥質陶器有印紋陶器(6)和畫上紅彩的盛器(彩陶盤,圖7)、刻畫花紋的白陶器(刻劃紋白陶),和印上繩紋的夾砂陶炊器。出土彩陶和刻劃紋白陶的遺址有龍鼓洲、龍鼓灘、舂磡灣、南丫島大灣、深灣、蘆鬚城、大嶼山稔灣等。關於香港彩陶來源考古學者認為應在湖南省西南部,有學者認為太約7,000年前湖南省南部新石器時代大溪文化[2]經沅水支流,進入西江上遊的潯江,至柳州入西江,再由西江東下至珠江,傳至深圳和香港。不過,亦學者主張彩陶是本地獨立發明的,因為這裡很容易找到赤鐵礦石作為紅彩顏料。

 

位於深圳大鵬灣北岸的咸頭嶺遺址也發現彩陶。該遺址第一期年代為6,965±40bp[3]李海榮根據該遺址地層、器型和紋飾,將2004年至2006年該遺址出土彩陶器和印紋泥質陶片分為三期。對比咸頭嶺遺址的發現,香港龍鼓洲1994年出土彩陶器和龍鼓灘2003年出土的印紋泥質陶片應相當於咸頭嶺第一期。香港島舂磡角和屯門涌遺址北區出土彩陶盤和細繩紋陶釜,應相當於咸頭嶺第三期彩陶,年代距今6000年,即新石器時代中期後段。

 

 

咸頭嶺遺址新石器中期印紋陶器(作者攝)

7 深圳出土新石器中期彩陶盤(作者攝)

 

2.2 新石器晚期(4,900-3,500年前) / 幾何印紋陶早期

 

農業是文明出現的先決條件,它在人類歷史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廣東省英德市牛欄洞遺址發現12,000年前的稻米,由此可見中國南方至少在一萬年前應有農業的出現。究竟香港在什麼時候才有農業?以前研究香港歷史學者一般以為是在宋代(公元960年至1279),當嶺北南下的移民在新界定居後,香港才有人耕田,但是近年的考古發現推翻了這個看法。

 

2001年西貢沙下遺址有非常重要的考古發現,香港中文大學考古學家在此遺址收採291個土壤標本,發現了四顆炭化的稻米 (其中兩顆為裁培稻 Oryza sativa);還有大量的稻亞科、裁培種的葫蘆科植物硅酸體和其他植物的硅酸體、蕨類和草本植物的孢粉。孢粉所屬的植物反映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漢代,香港處於溫暖潮濕亞熱帶,甚至熱帶氣候。裁培種稻米的發現闡明4,000年前香港可能有了農業。

 

廣東和香港青銅時代早期以幾何印紋軟陶(圖8)為代表器物。廣東考古界一般稱此階段為「商時期」(公元前十六至公元前十一世紀)幾何印紋軟陶在新石器晚期後段已開始出現。此時期的幾何印紋軟陶的紋飾有線方格、複線方格突點紋、曲折紋、雲雷紋、重圈紋,器型有折肩凹底罐和素面豆等(圖11、12)。

香港青銅器時代早期遺址有南丫島蘆鬚城、大灣、馬灣島沙柳塘、東灣仔、屯門沙洲、龍鼓洲、長洲鯆魚灣等。這些遺址都都發現與粵北石遺址第二文化層相同類型的陶器群,如折肩凹底罐、複線方格紋、曲折紋、罐、泥質陶豆等。同類陶器在珠海市寶鏡灣遺址也有發現,其絕對年代距今4,090年。雖然幾何印紋軟陶器屬於青銅器時代早期,但香港這時期的遺址沒有出土青銅器。與幾何印紋軟陶器(複線方格、複線方格突點紋、曲折紋、雲雷紋、葉脈紋、重圈紋、折肩凹底器,即石峽遺址第二文化層出土的陶器)伴出有玉禮器,如玉璋、玉戈和玉瑗。以前將幾何印紋軟陶定為新石器晚期,近年因伴出商文明玉器的牙璋、戈、瑗,應考慮將「幾何印紋軟陶」年代定為青銅器時代早期。

此外,香港更發現青銅時代早期的「浮濱類型陶器」(圖9)。浮濱類型陶器是粵東青銅時代早期特有地方風格的陶器群。香港出土浮濱類型陶器的遺址有大嶼山蟹地灣、赤立角島過路環遺址下區和馬灣島東灣仔。馬灣東灣仔出土的浮濱類型口尊,相當於珠海市青銅文化第一期,年代早於夔紋陶。

 

青銅器時代早期流行在陶器印上幾何形圖案;有方格紋、曲折紋、葉脈紋、重圈紋、方格突點紋等(8),因這時期陶器燒成溫度較低(600700攝氏度),陶器硬度低和吸水率高,統稱此類陶器為「幾何印紋軟陶」。此外,也有拍印繩紋的夾砂陶炊器。石器方面大量出現磨製工具和兵器,如石錛、石斧、石矛頭和石箭頭;還有裝飾品,如石英和頁岩的玦、環;禮器有涌浪和牛磡沙遺址出土的石戉,也有磨食物或磨製石器的磨石、捕魚用的網墜。

 

1997年馬灣島東灣仔遺址發現這時期墓葬多座,發現距今約4,000多前 「香港人」遺骸,根據頭特徵,當時的「香港人」具有典型蒙古人種海洋類型,例如眼眶商;咀唇厚大等,男性身高160厘米,女性身高150厘米。

「幾何印紋陶」是中國東南地區青銅器時代裝飾幾何印紋的陶器之統稱。此類陶器在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兩廣、海南省和台灣有廣泛分佈。其年代上限為4,000年前開始,下限1,800年前。,幾何印紋陶的消失,可能與該等地區原著民(越人)漢化有關。海南省幾何印紋陶下限年代為1,000年前,在台灣的下限年代為400多年前,說明愈向南、愈向東幾何印紋延續時間愈長。在文化層序上,香港與廣東中西部一致,但與粵東不同。香港幾何印紋陶在青銅時器代初期已經出現,至西漢初消失,即距今4,000年至2,000年前。

1930年代兩廣、香港、福建、江西和江浙相繼發現幾何印紋陶。當時香港和廣東發現幾何印紋陶具有與商周青銅器類似裝飾元素,所以當時已經認為幾何印紋陶年代應在青銅時代。其後從1950年代起,中國東南各省發現更多幾何印紋陶。1954年和1956年大陸考古學者命名幾何印紋陶為「印紋陶文化」、「印紋硬陶文化」[4]1961年出版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穫》將幾何印紋陶分為軟陶和硬陶兩個階段,並定幾何印紋軟陶上限為商代;下限為春秋。幾何印紋硬陶上限為春秋;下限為戰國,甚至漢代初期。其後考古發掘在各地出土不同器型和裝飾元素的幾何印紋陶,考古學者認識到以「幾何印紋陶」概括稱之並不足以研究大陸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漢初具有地方特色的陶器。

香港的新石器晚期和青銅器時代遺址發現的文物與粵北曲江縣石峽遺址三個文化層文物大同小異。例如香港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器(幾何印紋軟陶)與石峽遺址第二文化層相同。石峽遺址19731977年發掘,按自然層劃分為層,按文化層則分為[5]

l   文化層(上層)屬於青銅時代晚期,出土「幾何紋硬陶」和夔紋陶和青釉豆等陶器。青銅器有篾刀、人面青銅劍和鉞等。

l   文化層(中層) 屬於青銅時代早期出土泥質「幾何紋軟陶」,器類有弦紋圈足盤、有蓋折肩素面圈足罐,折腹凹底罐、折腹圈足鏤孔豆、三足釜、捏流寬把圈足壺,紋飾有三線方格突點紋、雙紋方格、曲折、長方格紋。

l   第三文化層(下層,石峽文化層) 新石器晚期後段至青銅器時代早期(商時期)。出土三足盤,三足釜、蓋壺、盤、斂口高圈足豆、直口鼓腹圈足壺、微斜頸鼓腹突圈足罐(紋飾多為橫向葉脈紋和曲折紋)等。石器有钁、雙肩錛、有段錛、柳葉形鏃和穿孔石戉等。玉器有琮、環、璜、瑗等。

「石峽文化」和江西省「吳城文化」、福建曇石山和珠江三角洲古文化關係較大。1930年代末麥兆良神父在廣東汕尾發現石峽文化泥質陶器,1950年初期他將汕尾發現的石峽文化泥質陶器為三角尾文化[6]

8 香港出土的幾何印紋陶片(作者攝)

馬灣島東灣仔遺址墓莽出土浮濱類型陶器(作者攝)

 

10 深圳出土幾何印紋早期陶罐(作者攝)

 

 

11深圳出土重圈紋陶罐(作者攝)

 

3. 青銅時代 / 幾何印紋陶晚期

         

3.1 青銅器時代早期 (3,500前至3,000年前)

 

            香港青銅器時代早期流行幾何印紋,但明顯出現一些模仿嶺北青銅器花紋的圖案,例如雲雷紋、勾連紋,這反映嶺南和嶺北已有頻繁來往。此時候香港和廣東青銅器並不普遍,但香港出土有仿製青銅兵器的磨製石戈(南丫島大灣出土);也出現仿製中原的玉禮器,例如南丫島大灣遺址出土的『牙璋』(12)、沙洲出土的玉戈和大嶼山蟹地灣出土的玉瑗等。這些玉禮器都是仿自華北商文化的禮器。雖然香港和廣東當時都不在商王朝統治之下,因為發現這些禮器,所以港粵青銅時代早期又稱為「商時期」。現存遺址有南丫島榕樹灣、深灣、蘆鬚城;長洲大貴灣、西灣、白鰽灣,屯門下白泥、龍鼓灘、上白泥、沙崗廟;大嶼山長沙瀾、沙螺灣、煎魚灣、塘福、長沙、大浪灣、長沙灣、扒頭鼓和大鴉洲等。此外,當時香港出現來自粵東浮濱類型提樑陶器(13);反映香港和粵東地區已有來往。

 

 12 南丫島大灣出土商時期牙璋(作者攝)

 

  

13 深圳出土浮濱類型方格紋陶壺(作者攝)

 

3.2 青銅器時代晚期 (3,0002,400年前) (夔紋陶)

 

        香港青銅晚期相當於中原西周和東周時代,所以在分期命名除了「青銅器時代晚期」外,也用「西周時期」、「春秋時期」、「戰國時期」。2000年廣東省博羅縣橫嶺山遺址發現224座此時期的墓葬,出土青銅鼎、編鐘、青銅斧和夔紋陶器,這應與廣東進入酋邦 (方國)時代有關。

           

此時期香港陶器出現最具嶺南特色的「夔紋陶」(夔是獨腳龍,圖14),它出現在西周時代中原的青銅器上,是嶺南這個時代最有特色陶器裝飾花紋。另外,作為炊器的夾砂陶也出現幾何印紋。當時香港海岸是水晶和石英飾物製作中心;幾乎所有香港西部的海灣都大量生產水晶和石英環和玦,大部分是外銷至廣東、廣西和湖南南部。同類型的石英環和玦,在越南北部也有發現。

 

夔紋陶(圖15)是廣東很有特色的陶器,以珠江三角洲為核心區,其分佈範圍東至福建漳州,北達江西南部,西至廣西東北部。夔紋陶多為圜底罐,在陶器上下部拍印一層又一層的「F」形紋飾,有部分陶罐肩部以上拍印幾層細方格紋和刻畫橫線。早在1930年代夔紋陶在香港和廣東東莞都有發現,1950代古文字學家商承祚先生對比商周青銅器花紋後,改稱「F」形紋飾為「夔紋」。與夔紋陶共存的幾何印紋硬陶紋飾有菱格凸點、回字凸點、方格凸點、鉤連雷紋、席紋、曲折紋、重圈紋等。器型以圜底器為主,也有平底器、三足器和圜凹底。器類有青釉弦紋豆、罐、簋、缽、壺、碗和杯等。

 

香港此時期使用青銅工具和青銅兵器比較小型,有部分是在香港本地鑄造,所以不分香港遺址出土這些小型青銅器的砂岩雙合範,用來鑄造斧、漁鈎、竹刀和箭頭。此外,香港也有發現中型兵器如短劍、矛和戈。珠海市沙下遺址青銅斧砂岩鑄範和夔紋陶伴出,香港赤鱲角島過路環遺址下區KC探方第二號墓,一對青銅斧的砂岩鑄範與篦點紋平底陶罐伴出。2011年屯門掃管笏遺址砂岩鑄範與夔紋陶和石環毛坯伴出(15),在在說明夔紋陶時代香港已經廣泛地使用青銅器。廣東省博羅縣梅花墩夔紋陶窯址,以及廣東博羅縣橫嶺山224座青銅器時代墓葬,出土大量夔紋陶和青銅鼎(17)、鐘和青銅武器,有利研究青銅器後期先民生活和社會結構。例如博羅縣橫嶺出土的一件青銅鼎上的夔龍紋,與香港夔紋陶極為相似,可見夔紋陶的夔紋來源於同期青銅器紋飾(18)

柯納德(Francis Allard)認為嶺南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發展為階層複雜的社會,其青銅工藝和原料皆來自嶺北。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嶺南大墓出土大量楚式器物,墓主人應為南越族酋長,當時已發展成為酋邦社會。[7] 海爾翰(C.F.W. Higham)認為珠江三角洲在青銅器早期出現牙璋、戈,證明此區當時已與華中、華北有交流。

學者根據廣東田野考古發現的青銅器上鑄有「王」字,和《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淮南子‧人間訓》和《呂氏春秋》等古籍的記載,認為戰國時期嶺南越族社會組織已有「王」、「君」。「縛婁」(博羅)、「驩兜」(廣州番禺)、「陽禺」(廣東北江流域)、「蒼吾」(廣東西江流域)[8]是當時廣東的方國。廣東博羅縣橫嶺山224座青銅器時代墓葬,出土大量夔紋陶和青銅鼎、青銅鐘和青銅武器,『縛婁』方國應在離墓附件,即今博羅縣一帶地方

14 夔紋陶片(作者攝)       

 

15 屯門掃管笏遺址出土沙岩青銅斧()和石環毛坯() (作者攝)

 

16 廣東博羅縣橫嶺山遺址墓葬出土青銅鼎 (引自橫嶺山墓葬發掘報告)

 

17 廣東博羅縣橫嶺山青銅鼎紋飾與香港夔紋比較(引自橫嶺山墓葬發掘報告和作者繪)

 

 

 

4. 鐵器時代初期 (2,400年前以後  米字紋陶時期)

         

鐵器時代指戰國時期及以後的時代。當時廣東和香港不再流行「夔紋陶」,出現「米字紋陶器」(18)。香港發現米字紋陶器的遺址很少,只有屯門龍鼓上灘、元朗牛潭尾、林村谷的社山村和上水河上鄉。鐵斧和鐵臿(耕作農具)出現了。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公元前214年兼併嶺南,香港成為「南海郡」的一管轄區。其後從西漢至東漢香港地區隸屬於博羅縣。

 

香港鐵器時代早期的考古發現比較少,出土鐵器的遺址不多,近年有沙頭角新村遺址、林村谷社山村和大嶼山白芒等遺址發現鐵斧、鐵臿和米字紋陶罐。米字紋起源在華東地區,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江西和福建也出現米字紋陶器[9]。米字紋陶分佈範圍包括湖南和廣東,在廣東年代下限應至西漢文帝時期[10]

18 深圳出土的米字紋陶缸(作者攝)

 

5. 歷史時代(秦至清)

 

秦王朝滅亡後,在廣東、廣西和越南北部出現一個獨立王國:「南越國」(公元前204年至公元前111)93年後南越國被漢武帝所滅。漢代香港、兩廣和越南北部的陶器上流行的是在方格紋上面印上方形、菱形或圓形的圖案。

 

            香港兩漢遺址發現較少,有大嶼山白芒、馬灣島東灣仔、西貢滘西洲、屯門掃黏管笏和九龍李鄭屋村等。西漢初年,朝廷在南海郡設立鹽官管理鹽產。海鹽必須在廣闊而淺平的海灣裡生產,而李鄭屋在九龍長沙灣畔,適合煮海為鹽。1955年在此發現一座東漢磚室墓。因此,有學者推斷李鄭屋漢墓應是東漢鹽官的墳墓。香港很少發現晉代至南北朝時代的遺址。唐代全球氣候回暖,比現在高12攝氏度,可能因為這個氣候原因。香港沿海幾乎大部分海灣(總數達50)出現圓柱形磚砌窯爐,每座直徑1.52;出地面12;地下部分深1。地上部分為窯室;地下部分為火膛。每處海灣有時發現幾個窯爐,有時候多達12(如赤立角島深灣村,已不存)。目前對這些窯爐的解釋:1.是用具殼或珊瑚來燒製石灰的,2. 這些窯爐是煮鹽的爐灶。

 

            北宋時,朝廷在「廣南東路」(廣東省原名)設立了14個國營鹽場,在香港境內有兩個鹽場和一個鹽柵(小型鹽場):黃田鹽場在深圳西南部海岸、官富鹽場在九龍,海南鹽柵在大嶼山(宋代稱為『大奚山』)2009年香港特區政府在九龍灣原「聖山」東側靠背石村舊址(啟德機場西部,近今宋王台公園)搶救發掘南宋至元代遺址,發現65,000多片陶瓷和建築遺蹟(19),出土瓷片有南宋至元代的龍泉系的青瓷、建窯系荼盞(20)、福建德化白瓷、福建同安窯青瓷、江西景德鎮影青瓷等,這批瓷器可能是貿易瓷。此外,也出土瓦片、瓦當和北宋「熙寧重寶」(21,熙寧年間:1068-1070),可見當時九龍灣應是一處人口眾多的地區,應與官富鹽場有關。

 

當時香港沿海應該居住了很多鹽民,稱為「鹽丁」,其家戶稱為「灶戶」。香港很多海灣都發現宋錢、宋瓷和宋墓。香港考古學會近年在后海灣(深圳灣)的輞井圍旁邊,發掘了一處100平方米以上的宋代房屋遺蹟,有完整的鋪地磚和陶製的地下水管,應與黃田鹽場有關。南宋隆慶三年(公元1166)因官府輯辦私鹽,大嶼山鹽民和走私者1,000多人造反,宋廷派300名摧鋒水軍,「盡執島民戳之無餘類」(見《兩朝綱目備要》卷五〈寧宗紀〉)2009年九龍灣聖山東側靠背石村發現宋元遺址,發現一個15長、10米寬的垃圾埋填坑,出土南宋和元代陶瓷和瓦片,總重量2.3公噸。可見當時九龍灣的已有比較大的聚落,或者是一處鹽場。國營鹽場在香港一直經營到十八世紀末,最後兩個鹽場因產量少而一一裁撤了。(1819年版《新安縣志》) 此外在新界內陸平原和大河谷的階地上也發現宋和元代的文物,例如2011年錦田石崗高鐵地盤內發現南宋至明代是聚落,出土南宋、元、明陶瓷和大量瓦片,總重量為1.5公噸,其中一件是元代青瓷高足杯。

 

            香港發現明代中後期有重要遺址有三處,第一處在大嶼山東北的竹篙灣(今廸士尼);第二處在大埔的碗窯;第三處是官門(今萬宜水庫)的沉船。在竹篙灣發現大批十六世紀初江西省景德鎮青花瓷片(22),可見當時大嶼山應是中葡瓷器貿易地方之一。1517年葡人自馬六甲東來中國貿易,首站就是「屯門島 (Island of Tamão)」,葡人在此島停留四年(15171521)1521年明朝廣東水師與葡人海戰於此島海域,葡人敗走,從此離開屯門島,轉向福建廈門和浙江寧波發展須易。近年學者研究文獻和當時葡人航海針路,認為「屯門島」就是大嶼山。竹篙灣出土大量青花瓷應與葡人東來貿易有關。大埔碗窯遺址是燒製青花瓷器的窯場,學者認為其始燒於明代萬歷間(1573-1620)1970年代發現兩個龍窯後,1995年、1999年及其後多次發掘,發現再兩個明代末期至清初龍窯,證明香港在明末已有相當不錯的手工業。

           

從十七世紀末開始,清廷為整治海防,對付台灣的鄭成功反清勢力,在中國沿海建造很多炮台和燉台。香港從那個時候開始也建造了一批中國式炮台。清政府在香港境內修建炮台分兩個時期;第一期:十八世紀初;修建了東龍島的「佛堂門炮台」(1717年建,已發掘)和「大嶼山炮台」(1717年建,即分流/雞翼角炮台)。第二期:十九紀初期至中期,目的是對付海盜和歐洲(主要是英國)的侵略。第二期修建的炮台有大嶼山東涌「石獅炮台」(1817年建)、「九龍炮台」(1811年建)1839年鴉片戰爭第一仗是在這裡打的,駐防九龍炮台的中國軍隊開炮轟擊屯集在九龍灣海的英國船隻。九龍炮台原位置在今啟德機場客運大樓,20034月試掘和2005年的考古監察都沒有發現。此外,還有為鴉片戰爭而建造的尖沙咀「臨衝炮台」、「懲膺炮台」(1840年建,1842年為英軍拆掉)、兩座海軍指揮中心:一座大嶼山東涌的「大鵬協右營所城」(1832年建,俗稱東涌炮台);另一座是「九龍寨城」(1847年建)。此外,清政府在香港沿海內陸也建立了墩台和汛站。

 

            2008年啟德機場北停機坪發現一座由花崗石碼頭:「龍津石橋」,2011年香港特區政府委托考古顧問全面發掘該碼頭。碼頭全長224米,1883年興建,1875年建成。此碼頭為清政府派駐九龍寨城的廣東水師大鵬協副將,為防止鴉片從香港走私至中國內地而下令建造的,碼頭旁有清政府的九龍海關。碼頭除方便當地官、兵、民出入外,也是清政府海關武裝船艦和兵船停泊之處(23至圖25)

 

19 靠背石村舊址2009年發現宋元陶瓷和瓦片(作者攝)

 

 

20靠背石村舊址出土南宋茶盞(作者攝)

   

21靠背石村舊址2009年出土熙寧重寶制錢(作者攝)

 

22 錦田石崗高鐵地盤出土元代青瓷高足杯(作者攝)

 

  

 

 

23 竹篙灣出土十六世紀初景德鎮青花瓷片(作者攝)

 

24 龍津石橋登岸平台遺蹟(作者攝)

 

 

25 龍津石橋遺蹟(作者攝)

 

26  1903年龍津石橋平面圖(香港檔案館資料)

 

三、香港考古遺址分佈的環境因素

         

目前所見的香港考古遺址大部分分佈在海岸,先民選址原因為:(1)交通;(2)自然資源和(3)良好的地形。交通以船往來比在陸上走來得便利和快捷,而且運載量大。自然資源方面,香港西南是著名的萬山漁場,每年秋冬和春季大量魚類集中的海域,所以香港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遺址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香港西部,特別是西南部的海岸。

 

馬灣島東灣仔、長洲的白鰽灣和南丫島榕樹灣和深灣出土大量魚骨和海洋具殼,反映了海洋是先民的主要蛋白質來源地。青銅時代晚期香港大量生產水晶和石英環,當時大部分的製造工場都在海邊,其選址亦與交通和資源位置有關。香港西部山地有大量的石英脈,保證原料供應充足,生產完成後可以經水路海洋運入內陸。

 

進入歷史時代,燒石灰的窯爐,或生產海鹽的鹽場都在海邊,反映海灣是人類活動頻繁的地方。從唐代開始,海岸漸成國防前線,公元736(唐‧開元廿四年)唐朝已在香港和深圳設立「屯門鎮」(兵鎮),駐兵2,000多名。兵鎮於深圳和香港西部,「屯門」故名。從明代中期開始,因倭寇侵擾沿海、萄葡牙和荷蘭貿易船隊東來,大量海岸軍事建築因此出現。軍人除了屯田為食外,必需有固定的補給。

 

錦田平原的考古遺址共有十一處。青銅器時代遺址有三處(河背、七星崗、西鐵隧道口山坡);唐及北宋遺址有五處(圓山、八鄉上村、水流田、石崗和大江鋪)、南宋至明代遺址三處(石崗高鐵地盤)。公元736年設立的「屯門鎮」,範圍包括深圳南頭和香港屯門。從此屯兵制度在深圳和香港一直維持到1723(清‧雍正元年)才廢止。屯門東面的錦田平原,在唐代至明代應有屯兵的聚落,石崗和大崗埔發現了唐代魂瓶和陶瓷,應足以為證。清初九龍(官富)、屯門、大嶼山都有屯兵,在國防體制上隸屬於「廣前衛屯」和「廣報衛屯」[11]

 

中國全新世冷暖期交錯出現,一萬年來冷暖旋回,與冷暖期相應是海平面和降水量的升降[12]。冷暖旋回是決定人們遷徙和選址的重要因素。公元五至十二世紀初,即南北朝至北宋時期,全球溫度上升,海平面隨之上升,屬於暖期。其時華北一月平均溫比現代高5°C,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年均溫比現在高2°C。其後接著而來是冷期。從公元十二世紀初至十四世紀中期,即南宋至元代,全球溫度下降,屬於冷期。明初至中期為暖期,其後進入「明清小冰期」,直至清末民初為止[13]。在十五世紀初期,正值沖繩黑潮減弱,氣溫較低。目前錦田平原鄉村在十五世紀中期至十九世紀初期建村的,唐代和北宋遺址卻不在現在鄉村的位置,應該與暖期(唐至北宋)和冷期(明中期至至清代),氣候和降水變化有關,從而影響古人在唐至北宋時代,和南宋至明代在錦田平原有不同的居住地點。

 

從唐代至清代的1,300多年裡,香港沿海除了是手工業的地方外,亦為海陸軍駐防重地,軍人和工人糧食依靠內陸農業區供應。鹽丁和灶戶在本質上國營機構員工,或者為國家服役的民眾,他們的伙食應由國家負責供應。從公元七世紀開始,形成農工互補的格局,香港當時的生產是二元結構;海岸是手工業,內陸平原河谷是農業的。從考古資料來看,此互補格局應形成於新石器時晚期。

(執筆:吳偉鴻)

 

推薦書籍

呂烈丹 2007 〈香港史前的自然資源和經濟形態〉,《考古》,20076期。

香港考古學會 編 1967-2002《香港考古學會會刊》(Journal of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第一至十六卷。

香港文化博物館 2000 《香港大埔碗窯青花瓷窯址:發掘與研究》,香港特區政府。

香港歷史博物館 2005 《李鄭屋漢墓》,香港特區政府。

李浪林 2008 〈香港沿海沙堤與煮鹽爐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燕京學報》,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森水 吳偉鴻 編  2010《西貢黃地峒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香港,中國評論出版社。

商志香覃 2000 《香港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商志香覃 、吳偉鴻 2010 《香港考古學敘研》,北京,文物出版社。

商志香覃 、吳偉鴻 1997 〈香港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分期與斷代〉,《考古》,19976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05 《香港的遠古文化:西貢沙下考古發現》,香港特區政府。

黃慧怡  2007 〈香港出土宋元瓷器的初步研究〉,《考古》,20076期。

鄒興華 編 1994 《嶺南古越族文化論集》,香港,市政局。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94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Kok Island,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Journal Monograph 4. 

Drewtt, P.L. 1995 Neolithic Sha Lo Wan, Hong Kong,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Meacham, W.  2009 The Archaeolog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acham, W 2009 Rock Carving in Hong Kong. ,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Rogers, P.R. and others 1995 Tung Wan Tsai: A Bronze Age and Han Period Coastal Site, Hong Kong,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Peacock , B.A.V. and T. J.P. Nixon 1988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urvey : Subsurface Investigation Reports, Hong Kong,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1] 張森水、吳偉鴻 2010 《西貢黃地峒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香港,中國評論出版社。

[2] 「考古學文化」是1920年代歐洲考古學者所創立的概念。是指特定時空裡的某一族群人的特有的文化、科技、藝術、信仰、社會和經濟形態。其特有之處能在器物特徵反映出來。

[3]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員會2006 《深圳7000年:深圳出土文物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

[4] 裴文中 1954 《中國石器時代的文化》,中國青年出版社。安志敏 1956〈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物質文化〉,《文物參考資料》1956(8)

[5]廣東省博物館、曲江縣文化局 1978 〈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8(7)。曾騏 1982 〈石峽文化的陶器〉,《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2)

[6] Maglioni, R. 1975.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in Eastern Kwang Tung (《粵東考古發現》),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Journal Monograph.

[7] Allard, F. 1994 Interaction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Lingnan During the 1st millennium B. C. Asian Perspectives,33 (2) .

[8]譚其驤 1996 《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徐恆彬 2004 廣東古國論,《華南考古》第一期,北京,文物出版社。

[9] 邱立誠 2008 〈百越文化傳播與交流的考古學證據〉,《華南考古》第二期,北京,文物出版社。

[10]李龍章 2006 《嶺南地區出土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11]   1819年《新安縣志》:卷十兵制‧屯田沿革。

[12]  張蘭生、萬修琦 2012 《中國古地理:中國自然環境的形成》,北京,科學出版社。

[13]  王雙懷 2002 《明代華南農業地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藍勇 2003 《中國歷史地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